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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虎:客家精英,爱国侨领

胡文虎:客家精英,爱国侨领
 
                                          肖剑南/文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在机场受到国民党要员和众多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中共驻渝办事处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的位置报道了胡文虎的生平,称其为“华侨巨子”,积极肯定了他对抗战大业和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
 
1882年2月,胡文虎出生于缅甸仰光市;其父于20年前离开福建永定到仰光谋生。1892年,胡文虎的父亲把他送回故乡永定下洋中川村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在故乡的4年,胡文虎不但较多接触了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埋下了眷恋故土、心系华夏的种子。1896年,胡文虎返回仰光,跟随父亲习商、学医。1908年父亲去世后,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接手其父开设的中药店——“永安堂国药行”的经营。
 
为了改变永安堂生意不景气的局面,1909年,胡文虎让其弟全权经营永安堂,自己则到香港、日本、泰国等地考察;几个月的外出让他认识了药物市场和西医药理。返回仰光后不久,胡文虎决定兼采中西药之长,并配以缅甸医药土方,研制新型药物。经过前后10多年的摸索、试验和加工,1920年,胡文虎研制出丹、膏、丸、散等简便成药;过后不久,便研制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5种方便药品,此等药品均以老虎图案为商标,因此又称五大“虎标良药”。虎标药品以万金油最富盛名,胡文虎的“万金油大王”美誉正是由此而来。由于虎标药品功效明显、售价低廉、携带方便,广为人知(胡文虎善于做广告,除了广播、电视等后起传媒外,其他宣传手段和广告途径几乎被其用过),万金油等很快就风行东南亚和中国,还远销欧美。为了满足市场需求,1921年,胡文虎在泰国曼谷设立分行——永安堂最早的一个分行,承办销售业务。1923年,胡文虎又在新加坡设立分行。1926年2月,新加坡虎标永安堂制药厂竣工后,胡文虎即把永安堂总行设在此处(原仰光的总行则为分行,由胡文豹全权负责)由自己经营,统辖各地分行业务。当初,新加坡总行有职员30余人,工人600余人,虎标药品平均日生产达6万余打。新加坡总行建成投产后,永安堂分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和南洋,有上海、香港、巴城、槟城、汕头、汉口、天津、福州、棉兰、重庆、昆明、贵阳、泗水、广州湾等分行。经过十五六年的苦心经营,胡文虎建立起了一个以东南亚和中国为中心,横跨亚欧美三大洲的药业王国。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领土的大片沦陷,永安堂大多数分行先后关闭,但重庆分行成了中国虎标药品的总经销机构,香港的新制药厂能够较为正常运转,总行在日寇占领新加坡后并没有被强行关闭。在狼烟滚滚的二战时期,各方均非常需要药品,胡文虎的虎标药品“适逢其时”利市百倍,因而行销全球,胡文虎的财富积累自然得到难以想像的增长。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众多永安堂分行陆续恢复运转;在国民党燃起战火之后,位于国统区各重镇的分行生意兴隆。胡文虎的虎标药品长时期在普通药物市场独领风骚。经营药业是胡文虎事业的最重要台柱。
 
经营报业也是胡文虎事业的重要台柱。从立体经营的战略出发,胡文虎立足于永安堂药业向外拓展事业。1928年,胡文虎在新加坡独资创办了《星报》,次年1月将其改版命名为《星洲日报》。《星洲日报》不仅宣传、促销了虎标药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南洋社会的动态和面影,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启迪开发了民众智力。胡文虎从办报中发现了干事业的又一兴奋点,因此一发不可收,接着创办了《星华日报》(汕头)、《星光日报》(厦门)、《星中日报》(新加坡)、《星粤日报》(广州,行将创刊之时日寇入侵广州而夭折)等。经过八九年的奋斗,胡文虎的“星”系报已初具规模、家家盈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侨界,胡文虎的“星”系报和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抗战爆发后,根据情况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胡文虎又陆续创办了《星岛日报》、《星槟日报》、《星暹晚报》等,并接办了新加坡《总汇报》。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金仲华、范长江、郁达夫、胡愈之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在“星”系报任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胡文虎的“星”系各报“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团结和凝聚了炎黄子孙的爱国力量。抗战胜利后,曾遭日寇破坏以致停刊的“星”系报陆续复刊重整旗鼓。1947年,胡文虎在福州创办《星闽日报》,于1949年和1951年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创办两份英文《虎报》,于1951年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胡文虎一生创办和经营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并且绝大多数盈利(亏蚀的是《虎报》,胡坚持办下去的原因是留一块不满英国殖民当局的舆论阵地),这可说是世界报业史上的辉煌创举,难怪胡文虎又被人称为“报业巨子”。
 
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局不安,在解放战争打响,特别是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时,许多实业家纷纷撤离香港,香港房地产价格大跌。这个时候,胡文虎坐镇香港,把以往经营药业的可观收益,用来购置香港和南洋的大批房产和地皮。几年后,随着局势的稳定,胡文虎所拥有的这些房地产的价格飙升。经营房地产使胡文虎晚年的事业锦上添花。
 
胡文虎生前还有“爱国爱乡侨领”的誉称。胡文虎早年就积极参与客属华侨界的联络活动,在香港组织了“崇正总会”。他积极参与星洲客属总会(设在新加坡)的筹建工作,并于1929年被公推为首任会长,1935年再次蝉联会长。通过星洲客属总会,胡文虎和当地殖民政府的“华民政务司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华人参事局”的一名参事,积极维护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文虎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并捐献2万元和药品给予切实支持。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胡文虎以客属总会为据点,发动新加坡、马来亚一带侨胞赈济抗日,他本人就是南洋华侨界捐资最多者。抗战期间,胡文虎根据现实的需要,领导了南洋各地客属分会的组建工作。客属总会及其分会对祖国抗日事业的援助,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马相继沦陷时才告一个段落。1939年8月,在星洲客属总会1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文虎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称他“本诸‘以社会为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人后”。当时举行筹赈祖国难民游艺大会,胡文虎当即以10万元巨款购买名誉劵一张,以示爱国热情。“爱国是华侨的天职”,这是胡文虎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据不完全统计,胡文虎在抗战爆发前捐资扶助祖国近20所大中专院校和中学,捐资支持祖国体育事业,捐资扶持或兴办祖国医院和医疗机构,赞助祖国养老院、孤儿院和社会团体,捐资祖国赈荒救灾和支持抗日力量,款项之巨是无人敢望其项背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文虎迅速捐献大批纱布、药棉和药品给何香凝领导的抗日救护队,还号召和资助香港红十字救护科毕业生500余人回大陆服务。胡文虎以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和星洲客属总会会长的名义,积极号召侨胞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募捐活动,他本人带头认购救国公债50万元。在胡文虎的带动下,东南亚有12个城市的华侨踊跃响应,至1938年底认购公债近1300万元,捐义款近2000万元,两项合计近3300万元,而胡文虎一人就达300万元之巨,是其中捐款最多者。对自己认购的巨额公债,胡文虎表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1941年考察重庆时,胡文虎捐献200万元为战伤救济款,再认购公债50万元,还捐赠救护车4辆,水面数万筒,药棉9000余磅,绒布八大捆,金鸡纳霜五大桶,虎标药品上万包。至此,胡文虎捐助抗战和购买公债已超过550万元,为华侨个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文虎不幸于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之时被日寇拘审,当问到是否就是“南洋华侨领袖胡文虎”和是否“大力出钱捐助”抗日时,胡文虎毫不遮掩,并理直气壮说,作为中国人支持抗日是本着爱国的天职。胡文虎敢于坚持正义,为了民族尊严和华侨利益挺身而出巧妙周旋于虎狼间。在日寇占领香港期间,胡文虎捐助过数以千计侨胞、同胞的生活费用和返回大陆路费,捐款数十万元支持当地20多个民间慈善组织的救济难民工作,还以虎标药品换来粤产大米以平价售出,解决了香港的粮荒问题。胡文虎为生民请命,敢闯虎穴(1943年夏赴东京和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商谈解决日占区华侨的实际问题和中国的民食恐慌问题),拒绝事敌,表现了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忧国忧民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借用这诗句来表达胡文虎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怀无不妥。早在30年代中期,胡文虎就已形成了全面开发八闽的战略构想,但很快就被日寇侵华的炮火所粉碎。抗战胜利后,胡文虎在思考华侨的出路和祖国的建设,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一场以南洋闽侨为主力,旨在全面开发八闽、造福桑梓的“福建经济建设运动”(简称“经建运动”)在东南亚华侨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担任“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筹委会主任,后任经建公司董事长。但是,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无意支持“经建运动”,经建公司被迫中途收盘,胡文虎的建设福建构想再度被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胡文虎先后几次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表示拥护新中国人民政权,愿意捐助祖国的公益事业。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大陆方面没有理会。但胡文虎的爱国痴心不改,他派得力助手前往大陆购买公债5亿元,虽然这一爱国行动并没有被大陆方面所理解和尊重。1951年7月,他发表谈话,对大陆方面拒绝虎标药品的销售表示费解。1954年9月,带着不能为祖国建设出力的遗憾,胡文虎走完了辉煌的一生。
 
人为抹上的迷雾,总有被廓清之时。1983年初,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会见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时指出,胡文虎是“爱国华侨”,“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对胡氏一家的评论是不公允的”。此后,大陆学术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长期以来加在胡文虎头上的所谓“汉奸”、“反动华侨”之说查无实据,不能成立,胡文虎是当之无愧和陈嘉庚并列的爱国侨领。
 
终生笃守“以天下之材,供天下之用”宗旨的胡文虎,其热心公益事业,乐于慈善的活动也泽被南洋。举凡东南亚各国的文教、体育、医疗、社保、赈灾等事业,胡文虎无不倾囊相助、慷慨输将。胡文虎在东南亚的仁风义举有口皆碑,他生前就享有“世界性的大慈善家”的殊荣。
 
胡文虎事业的成功和人格的高尚与其受客家精神的熏陶并自觉弘扬客家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胡文虎在《香港崇正总会30周年纪念特刊》的序言中,从客家民系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出客家精神:刻苦耐劳精神、刚强弘毅精神、劬勤创业精神、团结奋斗精神。他悉力资助罗香林教授从事客家研究。胡文虎十分重视客家人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能够自觉继承弘扬客家人精神,这是他成长为客家精英,崛起为举世闻名的爱国实业家的一个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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