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地名，最早见于康熙《新安县志》，是从流经现在人民桥下的那条深圳河而得名的。
今日深圳的原住民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支是宋、元至明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移入本地的广府人，即说粤语(也称白话)的族群。因他们是从深圳西边进入的，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分布在深圳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另外一支就是客家人，他们进来的时间比广府人要晚，是在清朝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陆陆续续自嘉应州、惠州、潮州(少部分来自江西、福建)方向迁入深圳的，他们的聚居地区主要在深圳的东部与东北部，也就是集中在现龙岗、盐田两区，并散居于广府人聚集的宝安、南山、上步、罗湖等区。客家人比广府人晚进深圳的原因，是和清初的”迁海复界”直接相关。
清初，为了打击郑成功的海上武装力量，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下达“迁界令”，让北起辽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将沿海一带造成无人区；康熙三年(1664)又向后“再迁”50里。受“迁界”、“再迁”所累最重的是福建省和广东省。台湾平定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复界”，而新安县在康熙七年已率先“展界”。但迁界区的原住民并不能全部返回，很多田地继续抛荒，政府因此发布了“招垦令”。此时，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客家人丁口增殖很快，“招垦令”正可解地少人多之困。但因清政府把福建的“复界区”用来安排郑氏的投诚官兵，广东东南沿海的“复界区”就成为客家移民的迁徒方向。
所以，深圳(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的客家聚居区，是“复界”后形成的疆域清楚、人口集中、发展成功的客家新区，它也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说深圳客家研究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道理，正在于此。
清初的“迁海”，对深圳的地方经济打击相当沉重。“招垦令”颁布后，由于当时沿海自然灾害频仍，又时有“游匪啸聚，抢掠边民”。据《新安县志》记载，到康熙二十七年的几十年间，招徕的垦民人数少得可怜，甚至有些年根本无人进入，直到康熙三十年后，客家移民才逐渐多起来。康乾以后，客家就与广府在深圳的乡土文化中各占据了“半壁江山”。
虽说深圳地方历史的典籍、笔记等资料十分匮乏，但深圳地面上仍矗立着的座座广府民居、客家围堡、祠堂、寺庙等等建筑，都是“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是今天深圳拥有的一大笔地方文化财富。现在深圳市政府提出“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思想，若将这一思想落实到龙岗区的话，那么作为龙岗乡土文化的客家文化应属于“文化立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富有客家传统风貌的民居建筑群则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客家人的居住特点是聚族而居，龙岗区典型的客家民居则是内部居祠合一，外部呈全封闭的极具防御功能的碉堡或城堡式建筑，我们称之为“围堡”。大大小小的围堡集中分布在区内的龙岗、坑梓、坪地、坪山、横岗等办事处，其他办事处则零星少见。围堡的具体数量现存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粗略估计约有100多座，笔者只对坑梓全办事处60平方公里的地面作了调查：现存大小围堡(包括已残损而无人居住的)就有46座之多。
这批围堡的建筑年代，从乾隆直到宣统。但上一两万平方米的大型围堡，却集中出现在“大清盛世”的乾(隆)嘉(庆)年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坪山办事处曾氏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面积24866平方米的大万世居、龙岗办事处罗氏建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占地24816平方米的鹤湖新居、坑梓办事处黄氏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秀山世居，又称秀山楼或城肚，占地约15000平方米。但现在的城肚外围还算有个轮廓，前面一汪大月池、围后的望楼、古荔枝林也还在，而内里却已面目全非。但就是这样一座已遭毁坏的城肚，仍透着昔日的英豪之气。坑梓围堡中年代再晚一些的如道(光)同(治)光(绪)年间的龙田世居、盘龙世居、荣田世居则属龙岗中小型围堡中的精品。
上文仅介绍了几座建筑，那些散布在龙岗各地的大小围堡群落或围堡遗址，写就了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凝固史诗。而且我们还不应忘记客民村落中建于20世纪30、40年代前后用南洋侨汇修建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屋宇，及继承了客家建筑传统但家庭化、小型化了的散屋，它们与那些大小围堡共同描绘出村落的客家风情。龙岗保留下的这批客家建筑是传统的本土文化的结晶，这些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在深圳社会生活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今天，尤显宝贵。我们在抓经济建设时，它们同样可以在旅游这一“无烟工业”中充分发挥作用，“龙岗客家风情游”不仅可以展示客家建筑，而且也为客家山歌、客家饮食、客家岁时习俗等等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这种活动以前区里也曾搞过，如能将之制度化，就更有助于强化龙岗的地方个性与地方特色。
另外，有着客家文化底蕴的龙岗区，在城市改造中的规划指导思想，如对城市整体形象应如何设计、建筑标志应如何选择、如何将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发扬自己的区域文化优势，从而展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特色等等方面，都可以在“客家风情”上做些文章。龙岗客家民居，在建筑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如果在城市规划中能将传统民居的优秀“基因”接受过来，就能避免地方建设的“风格迷失”，就不至于“千城一面”，从而找回地方文化的灵魂。笔者前年在台湾台中县曾参观了一个设计模型的展览，那是一位建筑系学生为即将在台中县开办的客家学院设计的学院整体规划模型。设计总体是现代的，但在建筑物的墙体到屋顶的设计上却运用了闽西客家的建筑要素。这种客家建筑要素的运用与客家学院的“身份”极为贴切，真有出神入化之感，让人耳目一新。
这种设计对我们的城市建设不是很有启发吗?在城市形象规划中，领导干部的决策导向，往往决定了改造后的新城市面貌。因此领导干部要具有历史意识、文化品位，在现今城市建设决策中至关重要。龙岗的客家本土文化并不是“过去了的文化”，她在当今的“文化立区”建设中应该并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转载＜＜客家人深圳特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