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形成也是如此，客家方言它是一种在古汉语基础上独自发展演变并吸收了百越族成份的汉语方言。客家先民原为中原汉人，由于历史上的战乱、饥荒，很早就开始从中原从长江以南迁徙，到北宋末年，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徙到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处，形成以赣江、汀江、梅江流域为中心的连片区域。地理环境由宽阔的平原变成了偏僻的山丘林地，原有的麦作文化变成了盆地的稻作。这群社会生活共同体与中原汉人隔离疏远，与当地原住民却往来密切，共同开发了这片山区。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更和客土文化交融下，这一群体的语言发生了不同于中原汉语的变化，既有继承古汉语的一面，又有独自的变化发生。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不与中原汉语发生相同或同步变化的现象，有自己的发展方式，终于演变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即客家方言。

    历史上，闽粤赣三角地区曾是百越居地，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北宋以后由于大批中原汉人来到这一地区，后来当地的原住民多迁往他地，少数留下来的，也躲藏了偏僻的深山老林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上优越于原住民，人口上多于原住民的南迁汉人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他们的语言的以在古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客家话更接近北方汉话。同时又吸收了本地原有方言，如客家方言中有一些有音无字的词，就是向百越族吸收过来的。在亲属称谓上，客家方言有“娓”表示女性长辈，如“伯娓”（伯母）、“舅娓”（舅母）、“叔娓”（叔母）。这个“娓”字是客家土俗话，读“尾”音，在汉文辞书中，“娓”字并无“母”意，但却在侗-傣、苗瑶语族语言中找到来源。又如客家方言的一些语序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成分之前，如公鸡、母鸡、热闹、客人、喜欢，客家方言却将修饰语放在后面，说成鸡公、鸡嬷、人客、欢喜。这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序是侗-傣、苗瑶语言的固有语序，这说明客家方言中的语序倒置是受百越语影响的结果。但同时客家先民与原住民交往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的一些语言成份。接近其他汉语方言区的客家人还吸收了不同的汉语方言养分，如福建客家吸收了闽方言养分，广东客家吸收了粤方言的养分，江西客家吸收了赣方言的养分 。

    邓晓华先生进而认为，不仅客家方言与古汉语有差异、有变化，就是同在客家方言内部，不同客家地区的客家方言也有不同，而这正是区域环境与文化在起作用的结果。《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客家话分为八个区：粤台片、粤中片、惠州片、粤北片、汀州片、宁龙片、于桂片、铜鼓片。这种划分基本上是根据1949年以前的行政区域，并未根据语言学标准。因为客话内部差异较大，对这种差异做语言学的分区，可以县为单位，即使用几个声韵调标准在县行政区内做方言分区，划分出来的结果应和文化区重合的，即方言区与历史文化区重合。若对超过县范围的客家地区，做大的方言区片划分，则很难使用几个韵调的标准来划分。首先，客话全面调查材料很少，点的代表性很难确定。学界长期只注重梅县话，忽略闽西客话的地位。汀州片很重要，历史上是客家形成的“走廊”，史家称之为“摇篮”。据我们对这地区的调查，州府长汀并不能代表邻县客话，例如连城，隔座山就是一种话，而且县内、乡内竟不能通话。同县客家人通话要使用国语，语音内部差异很大。有的学者将入声有无做为客话分区的一个主要条件，事实上，这个条件不过用于给客话做大的分区标准，如汀州片长汀话，城关话五个声调，馆前乡话仅四个声调，但长汀南片话则有六个声调。长汀邻县连城话城关五个声调，姑田赖源六个声调，而文亨（距城关1.5千米）、新泉（连城南片）、四堡（连城北片）则有七个声调。这种语言特点的布局是犬牙交错的，不可能使用同语线在超出县的范围做方言分区。而现在发表的客话论著往往把长汀连城城关做为代表点，认为长汀、连城客话没有入声，这显然是错误的观念。形成客话这种声调多少的格局，很难找到什么理由，纯粹是地域性双异现象，这是客方言“地方化”的结果，使用艾伯哈特解释中国文化的双异性和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化”的理论，来解释客话地域差异是很恰当的。